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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缅怀徐中玉先生:他编写的《大学语文》,影响了几代人

来源:文汇报作者:华中师大公众号 日期:2019-06-26 浏览:



文学界泰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于昨日凌晨3:35逝世,享年105岁。
 
徐中玉,191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名誉主任。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7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5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近40年,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
 
大学不能“失语”
 
“如果允许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978年,新上任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在自己的就职宣言中如此说道。
 
也是在那一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不满当时的语文教材,专门邀请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编写《大学语文》。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30多年过去,语文的价值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中小学校园里,诵读、补习英语的远比捧读语文课本的多得多。就在最近,作为重点高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将大学汉语改成选修课。在华东范师大学和上海作协为他举行的简朴而隆重的百岁庆贺活动中,老人家国字脸,剑眉,硬挺挺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的,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老人家喜欢说过去,对现在语文的衰落,只喃喃一句:“大学不能‘失语’。”
 
忧患深深的一生
 
徐中玉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经历可以说很单纯,可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动荡了。年少时,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师范科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徐中玉便考取了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先得去小学当两年教师,才能接着考大学。十七八岁的徐中玉,做了两年“孩子王”,然后揣着攒下的200块钱,考上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
 
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日军侵华,被搅得支离破碎:随高校内迁到重庆,又转而到了中山大学。学业却在受难的日子里毫不松懈,一口气读到了硕士。他在自己写的《忧患深深八十年》一文中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错,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咀嚼这番话,你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通达。
 
 
 
虽然多年间都“躲”在校园里,徐中玉却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在山东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自力更生筹措学习费用,徐中玉进大学后就开始发表文艺作品,为当时一些著名报刊撰稿。其间山东大学曾一度并入重庆中央大学,徐中玉担任中大文学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曾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到学校讲演,开风气之先。由老舍介绍,徐中玉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协会中唯一尚在读书的大学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中玉回到复校的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指为“奸匪”,密令将他中途解聘。1947年,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并兼在同济、复旦中文系教课,同时在《观察》、《大公报》等民主刊物上发表文章。徐中玉还与姚雪垠合编了《报告》周刊,但第一期印出即被禁止发行。上海解放后,徐中玉欢欣鼓舞。1952年,因院系调整,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教学的同时,笔耕更勤。
 
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上海学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中,徐中玉的“硬朗”是其突出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来自于他果敢的性格、独立的操守以及不妥协的人格。
 
1955年“肃反”运动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把施蛰存先生作为批斗对象。徐中玉仗义执言,当众为施先生辩护。1957年,徐中玉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主要罪状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定案”后他被赶出中文系,发配到图书馆库房整理卡片。“反右”中,上海作协要批判徐中玉,老友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是无益的,但徐中玉却抱着“宁折不弯”的决心,说:“我横竖横了(上海方言,意思是死也这样,活也这样)。”果然,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甚至反唇相讥,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中玉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绝非有些人胡说的民族罪人。结果他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20多年间,徐中玉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因为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他后来编著的许多作品也都得益于这些卡片。正是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信念,使他得以度过那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翻看徐中玉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其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都贯穿着他的忧患意识。凡是他觉得于国于民于党有利的话,从抨击严重腐败之风到文化的失落、教育的困境、道德的沦丧,该讲的他都讲了,不仅私人场合讲,而且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在和他共事半生的钱谷融老先生眼里:“中玉兄不但热心公益,勇于任事,而且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徐中玉的学生、著名文艺理论家毛时安感慨道:“倘若有什么能概括先生形象特征的词汇的话,在我看来,最准确的莫过于‘风骨’二字。”
 
这种风骨,徐中玉自己是这么解读的。他说:“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徐中玉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1978年11月摄于泰山南天门
 
《大学语文》的推进者
 
粉碎“四人帮”后,徐中玉已年过六旬,所幸他是第一批被平反的人,随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把中文系办得红红火火。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推广《大学语文》课及教材。
 
《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了20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这门课程。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学校里的语文教材其实都是政治教材,语文课就是政治课。到徐中玉编《大学语文》时,环境已经宽松很多。“胡适的文章是我第一个选进《大学语文》的,上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当时很多人都替我担心。而且,我选的那篇文章叫《容忍与自由》,大家都觉得有点冒险。”

 
1987年大学语文统编本编写组全体在华东师大合影
 
1981年,《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十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数十年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说起往事,徐先生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有人曾问徐中玉:“现在一些大学的语文课程日趋边缘化,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徐中玉如此回答:“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但通才教育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高远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对于以上方面,学好、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它的价值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来衡量。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绝不可忽视、削弱。”
 
“华东师大作家群”背后的主帅
 
徐中玉曾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上海的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那批出了很多人才。系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研究、创作,可能情况下做了些工作,主要是靠他们自己认真学习。文化环境宽松些了,得以独立、自由发展,分配时充分考虑到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前途。这批人并不是到了学校我们给他们多大的帮助,而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写,这些人本来有点根底,上山下乡没有读到大学,后来有机会到这里读大学,就把那种经历写过来。又如现在清华大学的格非,本科是在这里读的,他教书教得蛮好,写小说也写得蛮好,他到清华大学去,需要我证明,我就说他教书教得好。”
 
长寿和淡泊明志有关
总说“穿旧衣服舒服”
 
2013年11月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为徐中玉教授召开百岁诞辰庆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华师大校友、徐老的弟子及国内其他高校的知名教授等数百人欢聚一堂。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腰板依然笔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表示“虽然年届百岁,但在有生之年,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老人的高寿与他的淡泊人生、不断学习、坚持散步等生活习惯有着一定的关系。徐老的女儿许平介绍:“父亲说是穿旧衣服舒服,生活十分简朴,饮食也是粗茶淡饭,保暖鞋已经打了好几块补丁。9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书桌、五斗橱、沙发、茶几、床等,没有一件新式家具,甚至有些柜面和把手都已经斑驳或是脱落了。我们总想把房子装修一下,家具也置换一下,可父亲总不答应。”


家人合影
 
平时,儿孙们为他买的新衣,他从不享用。就连他戴的那副老花眼镜,也是地摊上花5块钱买来的。然而徐中玉也有他的“宝贝”,那就是他珍藏多年的书籍。
 
大家都知道,书是徐中玉眼中的宝贝。但在百岁生日之年,徐中玉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和5万多册藏书,并在华东师大设立“中玉教育基金”,用于帮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100万,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这位清贫简朴的学者多年的积蓄和笔耕所得。


《语文教改大有希望》
徐中玉
 
我们每个人和语文学习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从出生以后牙牙学语开始,一直要到生命不存在时才终结。我们出生后要经历的一切,如学习、求知、生活、工作、事业,如与人沟通,与人合作共事,了解各种事情,表达自己观点等,都离不开语文。
 
学好本国语文,对亲近祖国深深蕴含在优秀文学遗产中的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甚至永久价值的文化精髓具有非凡的作用。语文不只是一些知识,一种工具,而且是一门极其丰富深刻的综合性大学问。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我们懂得我们的历史,陶冶高尚的思想和情操,能增强为国为民的使命感、责任感。这种精髓一旦深入到我们的灵魂、生命中,对我们来讲究是一盏明灯。她指引着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正派的人,要做一个不怕艰难困苦,力求作点贡献、成绩的人。
 
改革之路是曲折坎坷的。我国古代有许多志士仁人,在封建专制的环境中,还能知其不可为而仍尽力为之。我们今天已有比以前更好的条件,就更应尽力而为。尽管语文教学改革已略有成效,但还得解决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的“费力不少,改进不多”的局面,今后必能改观。
 
我亲身经历过近百年语文教学的若干过程。高中阶段读的是师范科,毕业后那时规定一定要凭服务过两年的证明才能报考国立大学,故教过两年小学语文。大学读中文系,研究院读文科研究所。1941年起,在中山、山东、沪江、同济、复旦各大学教书,专业兴趣在文艺理论研究,每年都一定要教一门“大学语文”课。院系调整后,在华东师大前后负责三届中文系工作,兼管学生的时习,对中学语文教学多少有所了解。最近二十年,接受教育部委托,针对大学生的不同情况,主编了五种《大学语文》教材。并且在不断修订本子的过程中,和各校同志一起探索教改规律,商讨推进工作。
 
我知道,近几年教育部实施的义务教育及高中的语文教改已取得了许多进展。推出的不少新教材,质量比以前有显著提高。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提出了“要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并且规定教材教法、评价标准都首先要考虑这一目标。我深感到,这是一次空前规模和决心实施的改革实践。过去语文教改从未接触到根本的一点,即应把培养目标定为培养有思想、能独立思考、有创新意识及能力的青年,而非驯服工具,非缺乏大志的人。青年学生应有质疑、反思、创新的精神。这一远大目标之下的空前转变,使我们从过去的只以语文为工具,只以语文为政治宣传这两个极端中开始解放出来了。语文自有其工具性,但语文知识的传授与各种训练,根本在培养、发扬青年学生应有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因为人,首先是有思想感情、自身人权的人,不是简单的工具。青年学生应成为既有科技能力、实际操作本领,又有人文精神,知道真正应该为人民服务不是专为自己私利打算的人才。
 
作为教师、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未必可说是“创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原是来自苏联的文化专制口号。工程师能设计、制造出各种没生命、思想、个性的机器、零件,但怎能创造出人类具有无限生命力、品格高尚、能思考问题、创造新世纪的灵魂呢?充其量只能培养出一批驯服工具、没有头脑的庸人罢了。我们教师若能以自己的高尚品格、远大理想、丰富学识,以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影响学生,诚然有不小的作用,但只有让青年学生处在民主、透明的社会现实中,才更易把他们培育成有灵魂、有思想、品德健康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语文教改大有希望,青年学生自觉学好本国语文的积极性必将更大。
 
——《语文学习》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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