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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润一生(李祥霆、金润一)-北京古琴培训(伏羲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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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知识

《左传》中关于古琴的记载(下)

来源:《古琴综议》作者:李祥霆 日期:2020-04-02 浏览:

晏子

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中,记录了一则齐国重臣晏子论述国政、君臣正确关系的一段文字,而举例加以说明时,将古琴的表现力或者说琴在艺术上的美学现象做了充分的表述。当晋昭公说他最亲近的大臣据与他配合的最好:“唯据与我和”时,晏子却指出“和”与“同”有本质上的差异,并讲述了“和”与“同”二者的相互关系。晏子讲,“和”有歧义而相协调,“同”是无差别而浑一。有异而和,可以相反相成,以长补短,以正纠误,可以去其“否”而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宁。“同”则是君与臣没有见解、主张、作为上的差异,臣只随君命而为,则其害甚大。为了说明这个君臣之道,晏子以音乐为例: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曰亦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上文最后一句中“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有人解释为“像琴瑟那样单调,有谁爱听呢?”实是误解。首先,从古至今没有任何文献讲到有人认为琴瑟的音乐单调,而正面肯定、赞叹其丰富、深远、广阔、高尚的文献则不胜枚举。当然不懂音乐的人或只喜欢快乐热烈的音乐的人可能感到古琴音乐单调,但这只是在特定的状况之下。

我们将上文最后一段晏子总结性的文字连贯起来看:“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明显是说鲁昭公的近臣据和鲁昭公不是最佳状态的“和”,而是没有差异的“同”。他只是逢迎鲁昭公的态度,昭公说可,据也说可;昭公说否,据也说否。晏子说这就如同两种相同的水掺在一起,谁会喜欢喝它呢?即将两个不同的人说同样的话,比成两份相同的水,意思是说两个人总持有相同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接下去引出琴瑟,以之相类比,有如昭公为琴,据为瑟,是为导体,但如果发出相同的声音(犹如“以水济水,都是水”),不会有人听的。琴瑟本是不同乐器,声音相异,才有琴瑟谐和之美,故琴瑟器不同而音相合的这一客观常识,正可以用来说明昭公与据,虽人不同而声相同,并非如昭公自认为的“唯据与我和”,而是恰恰相反,好像硬让琴瑟发出相同的声音那样,是谬误的,又有谁要听呢?

再以此溯而向前,可以看到这段文字讲了音乐中一系列相异而相济的例子:“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当时的音乐中,无疑琴是最有表现力的乐器,而且乐器的表现亦明显应该更丰富与当时以风雅颂诗句为主体来表现思想感情的、旋律相对比较单纯的歌。所以这一种相反相济的音乐表现必定是在琴瑟,尤其是在琴上所体现的。晏子这一大段政治理论的阐述,无疑从侧面反映出琴 在当时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我们不必怀疑是否晏子在夸张渲染,因为音乐如果无此表现,他怎敢以此虚拟言词去令昭公信服。但看比晏子只晚两百年左右的曾侯乙墓编钟之音律完备,制作精美而宏伟,而且不过是楚地一个小国殉葬之物,则春秋时期天子诸侯之琴有如有如上述的表现力是完全可能的。

晏子在言及“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之后,指出五味之相调,是异类而相反相成,有别而相配,音乐与此性质是一致的。其具体到九种“相成”之事,十种“相济”之象,说明晏子对音乐的了解和认识是清楚而深刻的,也说明了当时的音乐在手法上和表现上已经是进入成熟阶段的艺术了。

晏子在论述他的“和而不同”观点时,肯定的指明在音乐的性质上,与烹调时的五味相异而相调的情形和道理是一样的,即“声亦如味”。因而接下去他所列举的各项类别、多种现象、多种情境,皆是在音乐范围内的实际存在,且一组组之间的相对应的不同的两种状态,正是相依相合,结合在一起的。

故而其“一气”应是指音乐所共有的要求,即“气息”,比如音乐句读的明确而恰当,旋律的连贯、流畅等等,而并不是指吹奏管乐器时的用气,也不应是指哲学上构成天地万物的“气”。
“二体”是指“文舞”、“武舞”两大重要“舞类”当无疑问,“舞”皆合以乐,亦正是“声亦如味”的范围之内。
“三类”指《诗》的“风”、“雅”、“颂”及所配合之乐。
“四物”亦必指音乐的形式或种类。如果释为“四方之物”就不是专指音乐了。因而“四物”应指王、诸侯、卿(大夫)、士的四种规定严格的不同规模、不同陈列方式的各自的乐队。王:乐队列于东西南北四面;诸侯:只可列于三面;卿、大夫:只可列于两面;士的乐队则只可列于一面。这才能符合晏子以音乐比五味以说“和”与“同”之关系的主旨。
“五声”自是形成旋律的最基本的五个音:宫、商、角、徵、羽。
“六律”自然就是十二个音名中的六个,用以代表构成音乐的所有的音。
“七音”提出的又是五声宫、商、角、徵、羽,加上“变宫”、“变徵”两音,构成的七声音阶。
“八风”,如释为“八音”则有大问题。“八音”在春秋时期即已专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即乐器构成的八中类别,是不可以用“八风”来更换“八音”概念的。故在此“八风”应专指“音”,即音乐范畴存在的“国风”,“八方”诸国之“风”。“九歌”是相传禹时的乐歌。这种种音乐类别的总括“以相成”,即情形如味的“和而不同”。

接下来的由“清浊”至“周疏”十组,在音乐上或形或神、或相反或相衬的“相济”,则讲到了音乐本身的艺术表现,更显出了晏子的音乐认识及当时音乐表现水平的精细而深刻。“清浊”应是讲音色的明暗,“小大”应是讲乐句、乐汇的大小。“短长”应是讲音的时值,即节奏,而不是乐句的长短,因为“小大”不可能是讲音的长短,“小大”之后而讲“短长”才应是音的长短。“疾徐”是音乐节奏疏密所呈示及音乐演奏中的速度变化。“哀乐”则明显是音乐的表情,“刚柔”则是音乐表现中的艺术手法,“迟速”与“疾徐”都是属于具有快慢之意的词条,意义相近,晏子在此时提出必定有其不同取向。以这两项与其前后关系看,“疾徐”之前于“小大”、“短长”相联应,皆是音乐的局部状态,而“迟速”则是在“哀乐”、“刚柔”之后,与其后面的“高下”、“出入”、“周疏”皆属音乐段落方面表现,所以这里的“迟速”应是指曲子中的慢速部分或快速部分。后面的“高下”是旋律在高音区或低音区,“出入”应是合奏中某种乐器在乐曲中的加入或停止,而“周疏”应是乐曲内容的音乐连贯或断续,音的密集或舒展。这十种相反的音乐表现类型,相反相成、相连相异、变化起伏的“相济”也正是音乐谐和中的意象,即是和而不同。接下去引琴瑟为例,证两者是不同的乐器而相谐调。此说其实也就是在《诗经》中《小雅·棠棣》中所说的“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这一个结论似的琴瑟之“和而不同”的例子,也恰可表明上面十九项音乐表现皆应是在琴上所体现的。这就说明,琴到了春秋时期,更由原来的“声依咏”、“琴瑟友之”,进而“君子仪节”,以至于发展成如上文所说,具有丰富而充分的表现力的最重要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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