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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润一生(李祥霆、金润一)-北京古琴培训(伏羲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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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知识

从曾侯乙琴浅谈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琴的艺术形态

来源:《古琴综议》作者:李祥霆 日期:2020-04-10 浏览:

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了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曾侯乙墓葬物品,其中有一件木制十弦乐器,其尺寸及造形结构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物品的七弦乐器十分相似,一般都相信这就是当时的琴。这两件乐器除了一个是十弦、一个是七弦之外,其形制相差不大,都是比较短小(80多厘米),后半段突然变窄(大约为前部之一半),面板和底板分成并不粘合的上下两块。最为奇特的是其身张弦的正面,是缓和波浪式大的起伏,而且刻有图案型的浅沟状的线。这不平的琴身和图案式的浅沟,都不利于手在琴面上按弦发音。

琴的最大特质就在于它是将弦按在琴面上取音,并且按弦后左手在余音中左右移动,产生旋律。如果只能弹其弦的基本音,即“散音”(或曰“空弦”音),而又十弦等弦长,不但与瑟的一弦一音相比无任何优越性,反而会因弦少无柱(即码子)比瑟简陋许多。如果自商周以后至战国之时,琴就是如此,怎么可能有那么重要的位置,那么多的单独记载,而所记又与丰富而广阔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密切相关?如果说这就是两件实际存在的当时的琴的基本状态,那么不但韩非以及吕不韦氏在虚构神话,则诗经以来的许多寄情于琴、以琴敬神祭祖之举皆不可解释。至于汉代之初刘安《淮南子》所记盲人弹琴能够“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如果所弹不过是七条散音,有何难处,何必如此赞叹?而东汉蔡邕与马王堆琴相去不足两百年,琴竟能又有许多重要而具有很高艺术表现力的琴曲记载于《琴操》。

再者,如曾侯乙墓中之琴,何以至于君子能用以乐心,更进而以“仪节”,以至于无故不撤?因此我想这两张楚地出土之“琴”应是楚地之地方形制之琴。即如长久以来出土数量颇大的楚瑟,也多是一米左右长的短小之型。另外,试想如果几千年后人们在出土物品中见到今天京剧所用之京胡,误以为这就是二胡,面对它的尺寸及形状,而奇怪为何当时这样的二胡可以具有演奏《二泉映月》以及《长城协奏曲》那样的表现力,应如何加以分析判断呢?与之迥异,四川绵阳出土的三个弹琴俑中的两个所弹的琴,按照它与俑的比例,都明确显示出,其长度大于湖南、湖北出土的似琴的两件乐器。而且,三个弹琴俑所用之琴,都没有尾部收窄现象。再有,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之“聂政刺韩王”图中,聂政所持之琴,按他与图中人的比例,也长于上述的湖南、湖北出土之“琴”,并且更明显的没有尾部收窄现象。尤其难得的是,1990年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的一件弹琴俑,不但琴体长度与人体比例相协调、和唐代以来常见之琴非常一致,而且琴的首尾宽度也极为接近,毫无突然收窄的现象。尤其令人惊奇的是,琴是放置在桌案上弹奏的,这一点与宋徽宗所画的《听琴图》及今人的弹琴方式完全相一致。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琴才应该是有充分的表现力、有崇高地位、有广泛影响,为士无故不可撤的精神、思想、身份、地位之需所必备,能使师旷、伯牙不朽与神奇。可见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琴”及随县出土的战国“琴”都不是当时琴的“正度”,应是琴在楚地的异形,不应以上述湖南、湖北出土的“琴”为依据来否定文献中关于琴的记载,其丰富的记载至少能反映这些文献成书时代的琴的实际主要艺术形态。

自产生琴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的“乐”字,到战国末期公元前4世纪的《吕氏春秋》,长约一千年间,有关于琴的文献虽然甚为稀少,但已经能够表明它的历史久远、地位日尊、影响日广、艺术表现日强的这一基本状况和大致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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