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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润一生(李祥霆、金润一)-北京古琴培训(伏羲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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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知识

秦汉时期古琴发展——蔡邕

来源:《古琴综议》作者:李祥霆 日期:2020-04-16 浏览:

汉末的蔡邕(公元132-192年)是一位在古琴艺术史中极为重要的有极大贡献的琴家。他不但有名传千古的“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可惜谱未传),而且所撰《琴操》更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他的《琴赋》在琴的音乐表现、技法运用上的反映,也是音乐史上极为宝贵的文献。

蔡邕至孝,《后汉书》记载他好诗文、天文历法等,尤其强调他是“妙操音律”,应该是精于音乐理论与实践的优秀琴家。桓帝时朝廷中的高管听到蔡邕善于弹琴而向皇帝荐举,并命令当地主管的太守督促蔡邕应征。虽然因蔡邕不愿做宫廷琴师,中途借口生病而返回家乡,然却能清楚证明蔡邕是一个确有音乐才能、有学术修养、有高明琴艺的文人,而不是仅以琴为个人爱好、文化修养的普通书生。而且在其传的后面部分记写着他所怀有的正义精神和善良品质,因此,蔡邕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蔡氏五弄”的篇名,《琴赋》的部分内容,《琴操》的内容丰富、文字明确、记述具体数量甚多的当时的经典琴曲,从古琴音乐艺术的角度及音乐史实际的角度看,都是极为宝贵的遗产。
中国古代音乐应该是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发展而来。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记述卫灵公“好音”,夜闻有琴声,又请师涓听取用琴摹奏记忆。之后,在卫灵公命师涓为晋平公弹奏此曲时,“未终,师旷抚止之”,并且告诫说:“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师旷在回答晋平公之问shi7,只说“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始终未提及曲名。平公进一步问师旷:“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才说:“此所谓清商也。”“商”是音名,亦可做调名,但并不是提示乐曲内容的标题。当平公再问:“清商固最悲乎?”师旷说:“不如清徵。”仍是以音名作为曲名,而不是标题。

在与韩非同时期的吕不韦所撰著的《吕氏春秋》中所记述的“伯牙弹琴、子期知音”一则中,也只是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感到音乐的雄伟庄重:“巍巍乎”而“若太山”,伯牙“志在流水”时,子期感到音乐的宽广动荡:“汤汤乎”而“若流水”,并不是伯牙弹了一首标题为《高山》之曲、标题为《流水》之曲感动了子期,所以仍是属于无标题类。再往前,“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晋侯听楚囚钟仪弹琴“操南音”时,并未言及曲名而知是南方乐曲,范文子对晋侯说钟仪“操土风”,也没有说所奏曲名,由此可以推想亦是无标题之曲。因为晋侯对此人甚为关注,从见他头戴南国之冠即加询问,并且命令解开捆绑,近前回话。当知道钟仪之父是乐师时,又进一步问钟仪本人是否也“能乐”。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命令拿琴来给钟仪弹,而且听到的是“南音”。这一系列的问答终至听到了钟仪奏出南音,足证并非随意信口之事,但晋侯不问所奏何曲,钟仪也未禀报所弹何曲,记述者也未记明何曲,晋侯事后又将此事告诉范文子,范文子评说时也只说钟仪“操土风,不忘旧也”。这都说明此事所引起的关注之重,却并无任何文字记下曲名,其曲极大可能是并无标题。

可以说,蔡邕的“蔡氏五弄”标题曲,及所用标题的明确性,是对琴艺、琴乐的重大发展。标题曲不但是古琴音乐,也是自古至今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的主要表现方式。

蔡邕《琴赋》是古琴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现存的虽然并不是完整的篇目,但这是一位精于琴的演奏、有为文献所重而记下曲名的五首琴曲作品、有《琴操》专门著述、有社会地位、有政治品德至孝者所写的文章,其专业性是强于此前所有记写或提及琴的文学作品的,有着极为重要的独特意义。

在这篇赋中,涉及了较《长门赋》更具体的、更多的琴的演奏状态:直接的有“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复,抑案藏摧”,“屈伸低昂,十指如雨”。稍间接的如“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丝抚”。写音乐变化对比的有“繁丝既抑,雅韵乃扬”,“一低一昂”,“哀声既发,秘弄乃开”。有被琴乐打动的“歌人”,使其“恍惚以失曲”,精神恍惚而使自己的歌错乱、停顿。有被琴乐影响的“舞者”,使其节奏散乱,舞态失控,“哀人塞耳以惆怅”,甚至更夸张地说:“辕马蹀足以悲鸣。”这是琴乐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第一次主动而有力的文学描写。造成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正是文中讲到的数首琴曲。有的明显就是琴曲的标题:《思归引》、《梁甫吟》、《越裳操》、《别鹤操》、《饮马长城窟》、《楚明光》、《楚姬叹》,有的是《诗经》篇名:《鹿鸣》三章,这些都是标题曲,应该相信,标题琴曲或说标题性琴曲已经普遍存在,尤其在蔡邕所撰述的《琴操》中更能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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